环球时报·环球网消息：“急速升温”是过去三周中日关系的真实反映。但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小插曲，比如，几天前，两国舆论热议“日本自卫队军机是否进中国参加援助”，使得救援物资运输的问题，变得敏感而复杂。这正是中日两国政府、媒体和国民都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中日关系如果要继续往前走，就需要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需要通过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一点一点地加固民意改善的基础，才能使这些敏感问题不再敏感。
  中日心灵距离有多远
  中日之间的心灵距离究竟有多远呢？汶川大地震后，中日关系迅速转变，开始出现“善意循环”：首先是震灾巨大的伤亡，震撼了日本列岛，牵动了饱受地震之苦的日本国民的关爱之心。日本政府与民间，都以最短时间表达慰问并开始提供支援。其次，面对日本政府、国民的同情与支援，中国官民衷心感谢。这种深切的谢意，又感动了日本。
  日本民族是非常自尊的民族，很在意他人的目光。当年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后，老布什总统曾对各国表示感谢，唯独忘掉出资130余亿美元的日本。这件事让日本国民很受伤，也很愤怒。长期以来，日本认为自己在国际上发挥了作用，没有得到相应的尊敬，而中国的“感谢”让他们有种“如愿”的感觉。
  民族的情感如同个人的情感，往往也会在一夜之间发生剧变。上世纪30年代，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在《风土》中指出，日本人感情特性属于“季节性与突发性”并存，“恰如季节性的台风带有突发性的强度一样，当感情从一处转向另一处时，也容易露出突发性的剧变。”二战结束前后，日本对美国敌视态度的转变，宛若台风吹来忽又消逝一般。而此次地震冲击了同样是自然灾害频仍的日本，唤起了日本国民对中国受难者的关爱之情，为最近２０年间日本对华的深层心理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暖流，也让我们看到了两国民间未来增进了解的希望所在。
  最深层问题在于心灵沟通
  抗震救灾促成了中日之间的心灵激荡，这正表明中日最深层问题可能并不在经济或政治，而是在心灵沟通。这些年来，中日两国交往日益增加，但遗憾的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却未成比例发展，反而有疏远的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知识界重新发现鲁迅。他们对鲁迅做了日本的解读，认为鲁迅精神体现的是民族独立与自尊。他们觉得，中国的道路，就是鲁迅的道路，对于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日本知识界认为应以鲁迅精神来“抵抗”。那个时代，中日民间和知识层具有不少共同目标，例如，携手反核、支持日本冲绳归还运动。这几十年间，中日乃至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那个中日民间与知识层的“共同体”已不复存在，而新共同体如何建设尚未找到基础。
  这些年来，中日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让两国国民彼此的认识有些错位。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很多日本人有恐惧感。有的学生曾在笔者的课堂讨论中表达了这种恐惧的中国观。不少日本人还觉得中国“傲慢”，中国对日态度有种“威压感”，说话也不够谦和。在全球事务中，日本人觉得，中国不希望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愿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
  同样，日本的形象在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也是十分矛盾、复杂的，尤其是日本右翼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所造成的阴影，依然萦缠在许多中国人的心头。而小泉时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让不少国人心存疑虑，无法在短期内增加对日本信任感。
  我们知道，外交空间的扩展离不开民意的基础，离不开彼此民众真诚的相互理解，而缺乏心灵沟通显然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策调整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每当中日关系面临重大问题时，两国国民内心深处的这些“心理障碍”就会跳出来，使一些原本不是那么复杂的问题变得敏感起来，给解决一些问题增加了不少难度。由此看来，中日国民之间现在出现的善意还很脆弱。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心理障碍不可能一下子就消失，我们在心理上应当有所准备。
  如何呵护正在改善的民意
  中日关系与中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不同点在于，它更多地受到双方民意的影响。民意不变，双方关系也很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小心呵护、精心培育这次在抗震救灾中显露出的、数十年来难得的善意，创造更多的改善民意的条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日关系的回暖来之不易，没有人希望重陷小泉时代的泥沼。就此，应该首先将“互信作为一种信念”塑造成中日外交实践的新模式。这就要求两国政府、媒体、民间三者互动，首先是共同呵护已有的善意，在两国发生误解时，应避免冲动，更多地想一想化解误解的方式，尽量为对方的决定留下必要的回旋空间。其次，要更多地挖掘和创造出能够引起民心共鸣的东西。两国思想界可以从共享的文化价值、社会共识中，寻找更多的共同价值，为双方国民迈过一些问题的“心理坎”创造条件，进而为政策推进创造更多空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扩大共同利益。过去中日关系曾经有过相互友善的民意，这与当初反帝反霸的共同利益和目标有很大关系。如今，只有在区域化潮流、环保、能源、自由贸易等各个方面，切实推动中日之间的合作，中日之间民意的改善才会有更坚实的基础。这同样需要中日两国各个方面长期、耐心地共同推进。▲（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